1969年10月，在甘肅武威雷臺發(fā)現(xiàn)的一座已遭兩次盜掘的東漢晚期墓葬中，出土了銅人、銅車、銅牛、陶器等220余件文物，其中有39匹神態(tài)各異、活靈活現(xiàn)的銅馬。1970年8月，這批文物被運送到甘肅省博物館進行修復、處理和保護。
其中的一匹銅奔馬，重7.15公斤，高34.5厘米，長45厘米，寬10.1厘米，馬頭頂花纓微揚，昂首揚尾，尾打飄結，三足騰空，右后足蹄踏一飛燕，飛燕展翅，驚愕回首，顯示了奔馬如飛、神速超群的意境。馬全身著力點集中在一足之上，既襯托了奔馬超越飛燕的快速，又巧妙地以飛燕展開雙翅的軀體沖著地平面，穩(wěn)定重心。整個造型富有生氣，靜中有動，充滿威武奮發(fā)、一躍千里之氣勢。
這匹銅奔馬充分顯示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的高度智慧和高超的工藝技術水平，堪稱古代藝術登峰造極之作！人們譽其為“具有現(xiàn)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藝術特征的杰作”；具有“深邃的思想內涵和卓越的藝術造詣”；“既有強烈的真實感和生活氣息，又有很高的理想和典型性”。
那么，它的價值是如何被發(fā)現(xiàn)的呢？
事情還得從1971年9月中旬說起，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陪同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賓努首相率領的代表團訪問甘肅。在蘭州，郭沫若參觀了甘肅省博物館的歷史文物陳列。當看到武威雷臺出土的一組銅車馬儀仗隊伍，尤其是其中一件三足騰空、一足掠鳥、奔馳向前的奔馬時， 郭沫若贊嘆不已。他對這件銅馬看得很仔細，時間很長，對其藝術造型和構思的獨特巧妙、力學平衡原理利用上的高超水平大為贊嘆，認為這是我們民族的驕傲。郭沫若回京后，向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詳細介紹了雷臺墓這組銅車馬儀仗隊和銅奔馬，并推薦這組文物及銅奔馬充實到正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出土文物展覽”中去。時隔不久，郭沫若又向周恩來總理介紹了銅奔馬和雷臺漢墓的事。后來，銅奔馬和車馬組以及其他文物的展出轟動了國內外，來京的許多外國貴賓都參觀了展覽。1972年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華時也目睹了銅奔馬的風采。1973年，銅奔馬參加了古代歷史文物出國展，遠涉重洋到英國和法國展出。此后，凡有銅奔馬參加的文物外展，都以它作為海報和宣傳畫的主圖案。從此銅奔馬聲名日熾，成為轟動世界的文物精品。
再說銅奔馬和雷臺漢墓的材料公布后，在學術界引起爭鳴。銅奔馬的命名成為最熱烈的話題。概括起來有以下諸種說法：“天馬——良馬”說，“天馬——神馬”說，“名馬式——銅馬法”說，“奔馬——獵騎”說，“馬神——天駟”說，“銅奔馬原型即大宛馬”說等?？傊?，學者們或從其所屬漢代良馬的類型上去分析；或從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有關馬的傳說中去研究。如持“良馬”說的，多數(shù)認為銅奔馬仿效的是漢代河西的側步走馬；持“神馬”說者，則是從我國古代對神馬的崇拜及文化源流等方面對銅奔馬進行考證；馬蹄所踩的飛鳥，也有不同的認識，有“飛燕”說、“烏鴉”說、“龍雀”說、“飛隼”說、“飛鷹”說、“鷹鷂”說等等。各家對鳥的分析和認識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出發(fā)點：一是該鳥飛行神速，動作敏捷，是罕見的不俗之鳥；二是該鳥造型奇特，原形來自于西北地區(qū)的某種速度極快的鳥；三是該鳥難以確定是哪一種具體的鳥，而是象征意義上的神物。
銅奔馬造型的絕妙之處在于馬的三足騰空和一蹄踏蹭飛鳥。馬與鳥的對應關系是研究其造型藝術的關鍵，也是解決銅奔馬命名問題的關鍵。學者們對此也有不同的認識。有“銅舞馬”說，“馬踏飛燕”說，“馬超龍雀”說，“馬襲烏鴉”說，“鷹（鷂）掠馬”說，“馬踏飛隼”說，“凌云奔馬”說，“蹄蹭飛鷹奔馬”說等，至今無定論。
雷臺漢墓出土的陣勢浩大的車馬儀仗隊共有99件各類器物，其中銅俑45件，銅馬39件，銅牛1件，銅車14輛。墓主是一位張姓將軍，冀縣（屬今天水）人，任過張掖長，后升任武威郡左騎官，兼張掖長。對墓主具體是哪個人，學界也有張奐、張繡、張駿等不同看法。由于銅奔馬與其他車馬文物在墓中的具體位置不清楚，因此銅奔馬是車馬儀仗隊中的一匹，還是工匠們一時興起鑄造的一件呢？也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可以看出，銅奔馬的個頭、頭部和身體的比例結構、眉眼的布局與其他的銅馬并無二致。但其構思之精妙，造型之奇特，又的確與其他的馬有明顯的不同之處，制作更加精細、傳神，比例適當。馬體軀壯實，頸如鶴頸卓立，給人以穩(wěn)定感；張嘴嘶鳴，尾巴上揚，四條腿作飛奔狀，以無限的動感和爆發(fā)力來感染人。整個空間的布局，在支撐點、重心、平衡、抗阻力等方面的技術處理上也獨具匠心。鑄造者用一展開的雙翅、有長寬尾巴的飛鳥作為馬腿著力的支撐點，使馬的重心和支撐點垂直于飛鳥承托面的軸線上，因而重心與支撐力的兩力方向相反，力大小相等，相互抵消，達到了平衡的效果。
銅奔馬是在漢代社會尚馬習俗的影響下產(chǎn)生的具有重要價值的青銅工藝品。馬是漢代社會的重要交通工具、軍事裝備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畜力。漢朝政府給馬立“口籍”，武帝作《天馬歌》，馬在各種場合被神化和奉頌。漢代社會盛行車馬冥器隨葬，視馬為財富的象征。漢代的“車馬出行儀仗隊”和“出行圖”在墓葬壁畫和畫像石、畫像磚上是常見題材。銅奔馬別具一格，與其他車馬相互襯托，體現(xiàn)了墓葬隨葬明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tǒng)一。漢代開拓疆域，通西域，設河西四郡，馬發(fā)揮了獨特的作用。根據(jù)河西漢簡的記載：馬被廣泛地用于交通驛站、長城防御、軍事行動、民族和親等方面。史料記載，漢武帝曾三次派人到西域求烏孫馬，馬在漢代可謂戰(zhàn)功赫赫，功績卓著。
在漢通西域的過程中，中原王朝與亞歐大陸其他國家的交往更加頻繁，絲綢之路進一步繁榮。銅奔馬就是在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發(fā)展壯大的過程中，在中西交往的時代背景下出現(xiàn)的一件代表中華民族藝術成就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