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巢起義始于乾符五年（878年），結束于中和四年（884年），由于黃巢前期曾經(jīng)與王仙芝合作，也可以看作是王仙芝起義的后續(xù)，所以也被統(tǒng)稱為“王仙芝黃巢起義”，這次起義，是唐末民變中，歷時最久，波及范圍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場農(nóng)民起義。
黃巢的軍隊，采用流動作戰(zhàn)的方式，避實攻虛，走遍今天山東、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陜西等省廣大地區(qū)，并且一度占領了唐朝京師長安，草創(chuàng)了自己的政權，從而嚴重的動搖了唐朝的統(tǒng)治，給衰弱不堪的唐朝一擊重擊，從而導致晚唐直接走到了滅亡的邊緣。
從表面上看，黃巢和他的軍隊幾乎打遍了中國，如此驚人的戰(zhàn)績，似乎自然而然的應該歸功于他卓越的軍事才能和部下的英勇作戰(zhàn)，但實際上，黃巢之所以能縱橫大半個中國，主要是因為彼時的大唐朝廷已經(jīng)被整個官僚階層給拋棄了！
假如身處大唐官僚的位置，不難得出以下兩個結論：
首先，朝政極度混亂、皇帝昏庸無能，文武官員，都不可能得到朝廷公平的對待。給官員們留下最鮮明、最深刻印象的乃是對成功鎮(zhèn)壓了龐勛兵變的義成節(jié)度使康承訓的處置。
咸通六年（865年），唐懿宗派兵征南詔，下令在徐、泗地區(qū)募兵兩千人，
開赴邕州，其中分出八百人戍守桂林，約定三年期滿后即調回原籍。徐泗觀察使崔彥曾一再食言背約，戍兵在桂林防守六年，仍無還鄉(xiāng)希望。戍兵苦于兵役，群情激憤，公推糧科判官龐勛為首起兵，嘩變北還。龐勛率領數(shù)百人，歷盡艱苦，由桂林、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蘇，到達并攻陷徐州，隨后獲得周邊百姓的支持，聲勢日漸浩大。
咸通九年，朝廷委任康承訓為義成軍節(jié)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鎮(zhèn)壓龐勛起義軍。次年，康承訓集結大軍，又從吐谷渾、韃靼、契丹和沙陀等部落招募大量精銳騎兵，然后以沙陀軍為前鋒，擊敗嘩變軍隊，攻殺龐勛。
作為唐軍統(tǒng)帥的康承訓，雖然因功勞被任命為河東節(jié)度使領宰相銜，可很快被朝廷以作戰(zhàn)不力等罪名貶官，流放到偏遠的嶺南——立下大功的將領卻遭受到這種待遇，如何能讓官員們保持忠誠？
于是乎，在鎮(zhèn)壓黃巢起義的幾個關鍵節(jié)點上，唐朝的官員們不約而同的選擇了有限度攻擊和自保，而非全力以赴。例如，黃巢軍從廣東一路北上，在荊門被山南東道節(jié)度使劉巨容率軍擊潰，黃巢的部眾被殺死俘虜大半，包括黃巢在內(nèi)的殘部潰散而去。有人建議劉巨容乘勝追擊，將黃巢軍徹底殲滅，他說：“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得罪，不如留賊冀后福?！?/span>
劉巨容的話可謂簡單粗暴，表明了地方實力派的鮮明立場：假如解決了黃巢，自己不可避免的成為朝廷內(nèi)部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反之，如果黃巢坐大將唐朝滅亡，憑借手中的地盤和軍隊，既可割據(jù)稱雄，也能以此為條件，加入新王朝換取高官厚祿、榮華富貴。
其次，唐朝的統(tǒng)治已經(jīng)是千瘡百孔、搖搖欲墜。
黃巢起義前后，民變、起義和軍隊嘩變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而負責鎮(zhèn)壓的官軍則大部分不堪使用，少部分忠于王朝軍隊只能疲于奔命，以至于朝廷不得不下詔，命各地的刺史、觀察使就地招募訓練士卒，同時要求所有的村莊都有自備弓箭、刀槍和鼓板來防備盜賊。
百姓繳納賦稅、服兵役勞役，國家提供公共服務和保障安全，乃是兩者之間的契約，可彼時的朝廷，顯然是違背了契約，變相承認在盜賊的普遍威脅之下無能為力，法律、秩序和正常的社會秩序在基層自然只能面對解體和崩潰的局面——你既然保障不了我的安全，為何還要繼續(xù)繳稅納糧？
綜上所述，彼時的大唐王朝在官僚階層眼中，已經(jīng)是病入膏肓，于是乎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將其“殺生”（此處殺生之意取自管虎導演黃渤主演的電影《殺生》），即認為王朝已經(jīng)滅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