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除君王之外，最高的官職就是宰相了。宰相，作為國軍之下輔助國君處理政務(wù)的最高官職，身上也背負著很多的擔子。他們需向皇帝納諫，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都敢說敢為，哪怕失敗，也要“冒死”一試，而北宋就有兩位這樣的宰相，其中一位還是鼎鼎有名的大詩人。
第一個：寇準，寇公奇才，好人懷惠；
寇準，出身名門望族，人聰明又好學，19歲便考取了進士。由于敢說話，被宋太宗重用。真宗年間，契丹大軍來犯，都快殺到開封府了，朝野上下震驚不已。
于是，有人提出，趕緊遷都去南京，也有人說去成都。這時，寇準站了出來：“躲避可以解決問題嗎？我們逃到南京、逃到成都，敵軍也能殺到南京和成都，我們再往哪里躲？”
寇準繼續(xù)：“我們現(xiàn)在要做的，不但是要穩(wěn)定軍心，更要穩(wěn)定全天下老百姓的心。這時候，只有皇帝本人親自上前線，才能振奮士氣，才能告訴全天下的百姓，宋軍是不可戰(zhàn)勝的?！?/p>
最終，宋真宗聞此言，決定御駕親征，跑到溈州北城督戰(zhàn)。
大伙一看，這可是了不得的事情，皇帝都上前線了，那還不得好好表現(xiàn)一番？于是，大家奮勇作戰(zhàn)，將對方的統(tǒng)軍使蕭達覽射殺，戰(zhàn)役全線告捷。所以，這一戰(zhàn)不僅打出了宋軍的士氣，保住了宋氏王朝的尊嚴，還在中華民族抵抗外族入侵史上增添了一筆亮色。
但可惜的是，在形勢大為好轉(zhuǎn)的關(guān)鍵時刻，這位皇帝居然心生膽怯，提出“花銀子買太平”的建議，簽下了“澶淵之盟”。
那個時代，皇帝是全天下的主人，他可以隨意浪費老百姓的錢財，去買自己的“平安”。只是，這“平安”可以用錢財換來嗎？后來的歷史證明，惟有“武力”才能保證“平安”。然而，寇準勸皇帝去前線的事情，卻成了他政治上的“污點”。
之后，更是每每被一些大臣抓住彈劾他，說他不顧皇帝的安危，不知道安的什么心。于是，他就被罷官了，之后，又復職，再被罷官，折騰幾次。最后，死于雷州。其實，寇準在民間的聲望很高，名聲甚至都傳出了海外。
在他官至宰相時，都沒有為自己建造一座官邸?？梢姡麨楣偾辶?。晚年被貶到雷州時，一次北使來到汴京，就問其他人：“那個‘無地起樓臺’的宰相在哪里？”大家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很是尷尬，沒有人回答這個問題。
此外，他在雷州時，極力傳播中原文化，教授當?shù)厝苏f中原口音，促進了當?shù)睾椭性慕涣?。而且，他還將先進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技術(shù)帶到了雷州，促進了當?shù)氐慕?jīng)濟發(fā)展。當時，王安石就評價他：“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p>
第二個：王安石，致力改革，但不曉事；
王安石，自幼聰慧，又喜讀書。后來，跟著做官的父親到處跑，體驗了民間疾苦。此外，他是進士出身，在地方為官多年，深知北宋老百姓貧窮的根源，是在于土地被兼并、被壟斷之上。
于是，1058年的時候，他給皇帝寫了一封“萬言書”，指出必須要進行徹底的改革，這樣才能扭轉(zhuǎn)局面，否則，國家會越來越貧窮。因為，那些士大夫也想通過改革，縮小貧富差距，保障社會太平，所以，他們對王安石寄予了厚望，希望他能早日開始。
到了宋神宗年間，王安石被重用，1070年升為宰相，開始了他的“變法”生涯。首先，他從財政抓起。他認為，宰相的第一要務(wù)，就是“理財”。同時，他還提出，為了更好的理財，必須要大力發(fā)展生產(chǎn)。只有經(jīng)濟上去了，國家的財政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
雖然，他一再強調(diào)國家在改革中的“領(lǐng)導作用”，但他并不建議國家什么事都要管，不要過多“插手”社會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活動。此外，他極力推動生產(chǎn)發(fā)展，堅持“榷法不宜太多”。因此，從農(nóng)業(yè)到手工業(yè)，再到商業(yè)，從農(nóng)村到城市，他所代表的改革派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措施全面推進了社會改革。
與此同時，他還改革了軍事制度，提高軍人素養(yǎng)以及軍隊的作戰(zhàn)能力，并加強對農(nóng)村的控制。此外，對學校和科舉制也進行了改革，目的就是為了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
然而，他的這一做法，卻得罪了一大幫人，包括大地主、大官僚，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
要知道，這些人手里有土地，如果，改革再進行下去，他們的利益就會損失更多。于是，他們聯(lián)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其實，歷史上的事情總是一演再演。毫無疑問，王安石被罷官，又被復官。只是再做宰相，他的改革已經(jīng)進行不下去了，干脆辭職不干了。
因為，他的“對手”司馬光等人得勢后，廢除了之前的所有“新法”。想來，自己畢生追求的“心血”，就這么蕩然無存了，內(nèi)心一定非常郁結(jié)，很快他就病故了。此外，王安石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洪范傳》、《老子注》（已散佚），并秉承了老子的一些樸素辯證唯物主義思想。
其實，審時度勢有時對于一位權(quán)臣而言，是一門必修的“學問”。雖然，他心懷“貧民”，希望“變法”可以改變這一切，但是，在那個時代，話語權(quán)根本不在這些人手中。
而對比今日的改革，為何可以屢屢成功？順應(yīng)民心，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