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是明朝在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隱居深宮數(shù)十年，不理朝政、不見朝臣，致使萬歷末年，國家官吏缺了一半?！睹魇贰飞褡诘慕Y(jié)尾言：“明之亡，實亡于神宗”。那么，事實果真如此嗎？
這還要從萬歷在位期間的所作所為，是否真正“傷”到明朝的“根本”來分析。
萬歷之所以常被后人“評點”，主要在于兩件事：
第一件是其“怠政”；
第二件是其“立儲”。
這兩件事情都沖犯了當時對“帝王”的評判標準：不上班的皇帝，當然不是好皇帝；違背“祖制”，不立長子為太子更是“逆天”，也就是所謂的“國本之爭”。
那么，這兩件事對朝政的影響有多大？
先來看看“怠政”。
那時候，明朝的朝政風氣頗為開放，大家可以“暢所欲言”。這種制度始建于朱元璋時期，萬歷雖不會違背“祖訓”，但也受不了百官的“喋喋不休”，干脆以一種逃避的姿態(tài)選擇“靜攝”。看似不再過問國事，但是，國家大事的定奪權(quán)依舊被萬歷緊緊的抓在手中。
首先，來看看有利的一面。
有人說，由于萬歷長期不理朝政，最終，導致“官位空缺”。其實，空缺的大都是“言官”，從而減少了一上朝就開始的“口水戰(zhàn)”。當然，萬歷也不理會大臣們“批評”他個人言行的奏疏?？梢哉f，在某種層面上，這種做法反倒做到了“有的放矢”。
再者，其中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
萬歷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萬歷開始沉醉于酒色之中，身體虛弱，每況愈下。因此，到了萬歷執(zhí)政的中后期，幾乎很少上朝了。要知道，在中國的傳統(tǒng)認知中，皇帝的一言一行就是“表率”。而萬歷的此番作為，卻是顛覆了傳統(tǒng)的“好皇帝”形象。
對群臣而言，似乎少了一種“羈絆”，可是，東林黨的出現(xiàn)，卻和萬歷脫不了關(guān)系。萬歷雖不愿意聽，但大臣們卻更愿意說，于是，“針砭時弊”成了他們的話題。以至于，在朝政上，出現(xiàn)了因“政見”不同而相互攻擊的局面。因此，以“政見”引發(fā)的權(quán)力之爭，無疑會阻礙國家的發(fā)展。
對百姓而言，既有的標準“坍塌”，帶來的則是“評判標準”的混亂。試想一下，一國皇帝都對國家如此的不管不顧，底層民眾更是沉溺于“享樂”之中了。
當然，也有人指出，萬歷是因為“身體有恙”，才選擇“懶政”的。但是，不明真相的群眾只會將其當做“借口”。其實，萬歷完全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不過，皇帝的“顏面”絕對不會容他人“輕看”，以至于，萬歷一定不會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缺陷”。
看朝鮮使臣的一些記錄，明朝在萬歷期間已經(jīng)“沒落”了，且對萬歷的描述也很負面?？梢姡安簧铣辈粏螁斡绊懗?，更多的則是外界對明朝的判定。沒有“朝氣蓬勃”的領(lǐng)導者，怎會治理出一個“日新月異”的國家？所以，領(lǐng)導的“以身作則”更多則是在心理上暗示大家：只要努力一切皆美好。
再來看看“立儲”一事。
萬歷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長子朱常洛（后來的光宗）是妃子王氏所生。1586年（萬歷十四年），朱常洛五歲時，萬歷的寵妃鄭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禮制的“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應(yīng)當立朱常洛為太子。
但是，萬歷寵愛鄭氏，不僅封她為貴妃（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貴妃），還想立朱常洵為太子。于是，很長一段時間，大臣們的工作就是爭論立誰為太子。后來，發(fā)生了“梃擊案”，才使得立太子一事塵埃落定。而學者的認為，是由于萬歷未能如愿立鄭貴妃之子為繼承人，才選擇了“罷朝”。
當然，“梃擊案”后來也成為了“懸案”。而萬歷在其中的“作為”，卻可以說是“不偏不倚”。其實，立自己心愛女子的孩子為太子，是人之常情的事，但“祖制”不可違。除此，這場為“皇位”的爭斗，對國家發(fā)展的危害卻是很大。當時，朝廷的力量被大量卷入“后宮”，使君臣無暇顧及自己的本職工作，并心生嫌隙。試想，沒有一個安定、團結(jié)的政治環(huán)境，怎么會有安定、團結(jié)的大環(huán)境呢？
后來，明光宗朱常洛的所作所為，更是讓人“指責”萬歷當初的選擇。
一個看似“公務(wù)”，一個看似“家事”，但都凸顯了一個現(xiàn)象：萬歷的“自我意識”很強，其實，按照一些學者的說法是“擺脫戒尺”。
在親政前，萬歷“受制”于張居正，表現(xiàn)得非常好。這也是后人喜歡對比他前后執(zhí)政態(tài)度變化的原因。但是，萬歷不愿意壓制自己的個性，在自己可以做決定的時候，卻任由事情發(fā)展。說到底，萬歷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皇帝。以至于，張居正對萬歷的教育“付之東流”。
萬歷始終都沒有明白，一個好帝王的個人“需求”永遠居于“國家”利益之下。而在皇權(quán)的意識中，“朕”就是“天下”。所以，明朝步入衰弱，長期的“個人權(quán)力”凌駕于“國家”之上，勢必讓國事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