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杭州故居
郁達夫，原名郁文，字達夫，幼名阿鳳，浙江富陽人，中國現(xiàn)代作家、革命烈士。提起郁達夫，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響亮的名字，他曾是中國新文學團體“創(chuàng)造社”的早期發(fā)起人，也是一位為抗日救國而殉難的愛國主義作家。這位生于1896年12月7日的浙江歷史文化名人，于1945年9月17日因叛徒告密在蘇門答臘被日寇殘酷殺害了，時年只有49歲。
如今，在杭州市上城區(qū)大學路場官弄63號，有一座中式花園別墅，取名叫“風雨茅廬”，匾額由當時學人馬君武所題，這便是郁達夫故居。據有關資料，它始建于上世紀30年代，是郁達夫在1933年4月為避國民黨的政治迫害，從上海舉家移居杭州時購置的寓所。據說，當時魯迅先生還勸阻過郁達夫呢，并且題有《阻郁達夫移家杭州》這樣一首詩：
錢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凄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游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這首詩的一、二句說，古時杭州暴君錢镠雖死猶在，而如伍子胥般正直之士已無處可尋。三、四句說，高飛之雄鷹不應留戀風和日麗、整齊草叢，山坡之上長滿花草勢必會遮蓋住巍峨之山峰，也就是，說杭州平曠的地方是容不下雄鷹的，飄著梅香的小山往往被高山大嶺壓抑著。五、六句說，報國的岳飛至今還被冷落在墳壇，隱居的林逋也落得一個凄涼結局。七、八句說，面對將讓你受上述種種委屈的杭州，還不如搬遷到自由度更為遼闊之土地上，任風波浩蕩，去抒發(fā)自由之情感。
這里就有一個疑問，郁達夫當時從大上海搬家到杭州居住，一方面是魯迅先生極力勸阻，一方面由于當時政治形勢所迫，那為什么仍然要選擇在杭州安家定居，并且還是舉債購地建造房屋做一名“房奴”呢？事實上，當時的郁達夫之所以這樣做，從自己身份地位和經濟條件綜合考量，也是一種迫不得已、無可奈何！
據建筑專家實測，當時“風雨茅廬”占地面積為1畝8分多，為磚木結構建筑。若按地皮價1000塊大洋核算，當時的地價應為每畝556塊大洋左右。又據經濟史專家考證，上個世紀30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地價極其昂貴，每畝的平均地價高達150000塊大洋以上。而與地價高昂的公共租界相比，即使是水平偏低達105倍以上的上海華界地價，平均估價也達到了1428塊大洋。在整個華界可用地面積64.7萬余畝之中，真正的商業(yè)區(qū)和居住區(qū)只占一小部分，大致只有三分之一不到，其余的則幾乎全是農地。
也許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郁達夫后來在《移家瑣記》中這樣寫道：在一處羈住久了，精神上習慣上，自然會生出許多霉爛的斑點來。更何況洋場米貴，狹巷人多，以我這一個窮漢，夾雜在三百六十萬上海市民的中間，非但汽車、洋房、跳舞、美酒等文明的洪福享受不到，就連吸一口新鮮空氣，也得走十幾里路。移家的心愿，早就有了。
關于白色恐怖，郁達夫在文中并沒有提及，這與他當時的不佳處境有關。他當時身在與國民黨右派對立的左派文藝隊伍中，他曾撰寫文章積極參加革命文藝運動，1930年春“左聯(lián)”成立，他是“左聯(lián)”成立的發(fā)起人之一，“左聯(lián)”與魯迅結合，也是他作媒介。盡管如此，“左聯(lián)”成立后，他表示不愿意參與其事，他說自己的個性不適合，更不愿意擔空名而不做事，便在“左聯(lián)”成立不到一個月時宣布退出了。
1932年11月10日晚，郁達夫在杭州的一間旅舍里，給愛妻王映霞寫了一封信，提到重要的投資決策——“弱女子落得賣去，有一千二百元也可以了，最低不得比一千元少。這錢賣了，可以到杭州來買地皮或房子。”后來，郁達夫的確賣掉了他那本著名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的版權，買了這塊地皮。 按那時物價，“風雨茅廬”還需4000塊造房子。地皮選在一庵堂旁，借債買新房，再靠寫文章還債，成為郁達夫之后很長一段時間處于“房奴”生活狀態(tài)。所以，如果此時郁達夫選擇在上海做房奴，再怎么精打細算，他都要付出幾乎三倍于杭州的置業(yè)費用；而且還極有可能買不到一塊“熟地”，只能在秧田泥地里進行土地整理。如此看來，在上海做“房奴”成本太高，甚至首付都拿不出來，看來郁達夫選擇在杭州購地置業(yè)、舉債建房，這也是當時文人的一種精明。
對于郁達夫當年緣何選擇在杭州當“房奴”，其愛妻王映霞在上世紀末寫的《我和魯迅先生夫婦》一文中，其實說得更直白、更全面、更客觀：
我和郁達夫結婚后，一直居住于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幾年下來，我對大都市的生活有些厭倦。我生于風光明媚的杭州，游子思鄉(xiāng)，飛鴻倦旅，而且杭州的生活程度低于上海的二分之一。郁達夫也有類似的想法，他在《移家瑣記》中明確寫著，此次遷居是為了生活，迫于經濟。但在另一方面，也是為逃避白色恐怖，他在《遷杭有感》中有“傷亂久嫌文字獄，偷安新學武陵漁”的詩句。
至于郁達夫這座故居為什么“風雨茅廬”，事實經過是這樣的——郁達夫原來想“以茅草代瓦，以涂泥來作壁”，蓋“五間不打不小的平房”，結果卻蓋成了一個有“高臺基石”，分上下兩層，包括很多房間，房間“涂上了紅漆，嵌上了水泥”的住宅。郁達夫雖然覺得“預先想好的那個風雨茅廬的風雅名字與實際不符”，但還是認為，跟有錢人的房子比，自己這房是“貧民住宅”，僅僅是自己“避風雨的茅廬”，就仍叫它“風雨茅廬”。郁達夫所謂的“避風雨”，是指避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當然，除了“避風雨”，也還有其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