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2007中日文化體育交流年閉幕式在日本東京國際中心舉行。
日本新華僑報日前刊文稱，文化都是在人與人交流后產(chǎn)生的。無論這種文化或那種文化，多么具有地域性、多么具有民族性，倘若離開交流的媒——“人”，它是不成為文化的。但能夠像中日兩國文化這般海量出口式的交流、這般海綿吸收式的接納、這般在和平——戰(zhàn)爭——和平的歲月里面都無法中止的又“愛”又“恨”怨偶似的交流，恐怕是為數(shù)不多的。
文章摘編如下：
說到中日文化交流，我情不自禁地想到“詩仙”李白“秀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的年代。那時，在日本，有一位名叫“空?！钡暮蜕校磳⒆鳛榍蔡剖箚⒊虝r，面對著浩瀚的大海，寫下“本生涯”三個大字。此行風高浪險，或許一去不能復(fù)返。
但是，為了獲得新的知識，他不惜讓自己的生涯“重新開始”。那時，在中國，有一位名叫“鑒真”的和尚，屢行屢挫，屢挫屢行，當他第六次冒著生命的危險東渡日本終于成功的時候，已經(jīng)是雙目失明的老人。
說到中日文化交流，我還會想起日本在“唐風歌詠、國風暗黑”的《萬葉集》時代，和歌受到漢語的支配性影響，以詠梅為主；而進入“國風昌盛”的平安時代后，本土的櫻花取代了梅花的表意功能，民族審美意識取代外來先驗審美經(jīng)驗，出現(xiàn)了著名日本文學翻譯家林少華先生所說的“日本文學之美是落花之美”。究竟是梅花的疏淡啟發(fā)了櫻花的哀逝，還是櫻花的纖濃反哺了梅花的桀驁，引人久久沉思。
當年中國的漢字洶涌澎湃地登陸日本，讓多少中國人至今在日本還有一種“同文同源”的親近感。日本文學家夏目漱石寫下的一首又一首“漢詩”，至今為中國人津津樂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現(xiàn)代漢語中居然有28%的詞匯是來自“和制漢語”，以至于我們今天掛在口頭上的“酷”、“萌”等等流行語其實都是來自日本。
我們內(nèi)心里面有一種驕傲。因為日本文化的“根”在中國。中華文化的“果”遍布日本。我曾走訪日本“明治維新的胎動之地”——山口縣(當年的“長州藩”)，看到幕末啟蒙思想家吉田松陰即使在黑暗的大獄中，仍然把“大清”稱為“老大國”，仍然在講授著《孟子》。
我曾尋訪日本“海軍的誕生地”——鹿兒島縣(當年的“薩摩藩”)，看到后來成為“軍神”的東鄉(xiāng)平八郎少年時在這里學校所讀的《論語》。我曾探訪熊本縣，看到橫跨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朝代的媒體“大咖”德富蘇峰當年在這里的“大江義塾”所讀的《史記》和《戰(zhàn)國策》。
我們內(nèi)心里面還有一種糾結(jié)，甚至可以說漸漸地演變成為一種怨結(jié)。1894年，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許多日本軍隊上陸時，竟然口袋里面裝著一本《論語》；戰(zhàn)爭結(jié)束后，他們居然使用中國的成語“臥薪嘗膽”，要奪回沒有得到的土地。
1904年，日俄東北戰(zhàn)爭爆發(fā)，乃木希典吟誦著“踏破支那四百州”的漢詩鏖戰(zhàn)旅順，東鄉(xiāng)平八郎給每位官兵發(fā)一冊《孫子兵法》出征海上。我們糾結(jié)，我們困惑：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日本人會用中國的文化打中國？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民國大師辜鴻銘要說出：看中國的唐宋文化要去日本！
時至今日，中日兩國文化傳播的較量仍然在“進行時”。當中國在世界許多國家建立起被稱為“副大使館”的“中國文化中心”時，日本外務(wù)省急不可待地計劃在世界許多國家建立被稱為“日本小屋”的日本文化中心。
當中國在世界許多高等學府里面攜手建立“孔子學院”的時候，日本開始強力推行“酷日本計劃”，把動漫、和食、新干線、東瀛旅游一波一波地推向海外?；蛟S，兩國文化間的這種互相影響互相較量的狀態(tài)，還會持續(xù)很長時間。
在我看來，如果單純地談?wù)撊毡疚幕?，很容易陷入“見樹不見林”的境地?；厥字腥瘴幕慕涣?，不僅僅讓我們感受到文化的“軟實力”，還可以讓我們看到文化交流有時是主動的，有時是被動的。主動的交流，帶來的是文化糅合后的糅力；被動的交流，帶來的往往是排斥過后對“同化”的滿足。
今天，我們中國終于步入一個主動交流的年代，令人感慨，令人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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