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姜春梅，1968年出生于齊齊哈爾市龍江縣一工人家庭，今年45歲，大學文化，原牡丹江師范學院外語系英語講師。我從小就立志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人民教師，為了這個夢想和奮斗目標，我刻苦學習，努力奮斗。1987年我如愿考進了哈爾濱師范大學外語系，畢業(yè)后于1991年分配到牡丹江師范學院外語系任教。在師范學院工作期間，結識了同校體育系的丈夫金宥峰，我們婚后育有一子。
我擁有著讓人羨慕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丈夫也是大學講師，孩子聰明可愛，家庭美滿幸福。我和丈夫的性格都比較內(nèi)向，雖然我們擁有令人羨慕的知識分子家庭和社會地位，但是沒有掩蓋住我們靈魂的空虛。1997年5月，我們接觸上了法輪功，從此便覺得找到了人生的終極目標。原本善良、樂于助人的我們，在看淡“名利情”之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輕松”。
1999年7月，國家依法取締了法輪功邪教。當時我十分憤怒，認為法輪功讓我們“做好人”，教人“真善忍”，是“功德無量”的大好事，一定國家冤枉了“大法”，冤枉了“師父”李洪志。于是，我每天繼續(xù)堅持在家“練功”、“學法”，對著“師父”的畫像頂禮膜拜。那段時間，我連班也不上，每天按照“師父”的指令，和同修們一道搞所謂的“講真相”，并在我們單位發(fā)展成員，找機會就向人講“法輪大法好”、“真善忍好”。
2001年春天，我和丈夫把家騰出來，作為“學法點”、“練功點”、“聚會點”，義務教法、教功。我還用家里的積蓄買了電腦、打印機、刻錄機等設備，組織單位“同修”一起制作宣傳品，打印了近萬份宣傳材料，多次趁著天黑，把未成年的兒子留在家里，出沒在市區(qū)的大街小巷，張貼法輪功傳單，懸掛法輪功條幅，我覺得自己和同修們干的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結果，我花光了積蓄，家里除了法輪功反宣品，幾乎什么都沒有，竟連兒子上幼兒班的生活費也交不起。
2005年7月，父母極力勸阻我們，說“國家早就取締法輪功了，你們就不要再練了，好好過日子吧，孩子還小啊，沒有你們倆的照顧可怎么行呀？”可是，我和丈夫一點也聽不進去，為了“練功”我們什么都可以舍棄。兩個孩子在無父無母照顧的情況下，身心飽受傷害，非同齡孩子所能忍受。高齡的父母親實在沒有辦法，只能把孩子接到他們那幫著照顧，拖累的二老承受了難以估量的困苦和艱辛。
2007年4月，原本身體就不好的丈夫，每天依然跟著我一起“練功”，一起到處散發(fā)法輪功宣傳品，始終堅持不吃藥。而且，我也經(jīng)常跟他說，那些都不是病，是“業(yè)力”，只要專心“練功”，就可以“消業(yè)”，而且有“師父”的“法身”保護，不會有事的?？墒?，丈夫不但沒有“練功”使身體好轉(zhuǎn)，反而病的越來越嚴重，整天咳嗽不止，腹部腫脹得很大。
2009年1月22日，正在打坐“練功”的丈夫突然暈倒，功友們都非常害怕，勸我趕緊送丈夫去醫(yī)院，可我堅決不肯。我覺得這是“師父”在考驗丈夫，只要過了這一關就沒事了?？墒?，隨著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仍然不見丈夫有什么動靜，我也開始害怕了。在幾個功友的幫助下，將我政府送到了醫(yī)院?？墒且呀?jīng)為時已晚，醫(yī)生說丈夫是死于開放性肺結核并發(fā)癥。他的死沒有促動我，反而認為丈夫修得比我好，“圓滿”“升天”了。我的婆婆因為丈夫的死，不堪打擊，離家出走，客死他鄉(xiāng)。
后來，在反邪教志愿者的幫助下，我終于走出了法輪功的泥潭，重新找回了自己，恢復了理性?，F(xiàn)在，兩個兒子也回到了我身邊，慢慢地對我親熱起來，我們娘三都在憧憬著美好的未來。
【責任編輯：一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