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從我們鄉(xiāng)村出一個大學生已經(jīng)不簡單了，何況是研究生，更是讓鄉(xiāng)親們羨慕不已，認識劍波的家長都會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時說：“好好學習，要以你劍波哥為榜樣！”我和劍波是小學同學又是一個村的，我的成績一直不好，父親也教訓我要向劍波學習，其實從內(nèi)心我對他是既嫉妒又羨慕。沒想到后來他居然為了“法輪功”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很多人對于像他這樣既年輕又有高學歷的人為什么會迷信“法輪功”覺得不可思議。其實我當初也不理解，后來他從監(jiān)獄釋放后，來過我家，他居然說很羨慕我現(xiàn)在的田園生活。我們談了很多很多，幾乎一個晚上都是他在講自己如何被“法輪功”利用，在“法輪功”的精神控制下做了許多違法的事。
原來他當初對“法輪功”的癡迷也是經(jīng)歷了一個由不信到半信半疑到徹底掉進“法輪功”泥潭的過程。
早在1996年，他就知道他的母親在練“法輪功”，他母親經(jīng)常勸他也練，但他反感母親對李洪志的絕對崇拜，對母親言必稱“李老師”或“師父”感到可笑，他還勸過她不要搞現(xiàn)代迷信。最初他對“法輪功”是非常警惕和不信任的，后來在他生活中遇到困難和挫折時才被“法輪功”乘虛而入了。
1998年夏天，當時他在思想上很苦悶，學習上也不順，身體也不怎么好，于是他休假回家探望父母。他的母親告訴他修煉“法輪功”能強身健體還能修煉今生。他就將信將疑的跟著他母親學練“法輪功”，并不斷地看他母親給他的《轉法輪》，漸漸地就陷了進去。“法輪功”對他最大的誘惑是“跳出三界”、“成佛成仙”。為了“跳出三界”、“成佛成仙”這個目的，他回到學校后對研究生學業(yè)已經(jīng)沒有了興趣，全身心投入到“法輪功”的活動中。
每天早上四點鐘他就拎著錄音機到練功點開始練功，到六點半練完功回到集體宿舍時同學還在睡覺，晚上五點鐘又與其他功友學法兩個小時后再去辦公室，到晚上九點鐘，他還要陪那些早上起不來的學員練一個半小時的功。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他都要參加杭州市“法輪功輔導站”組織的“學法弘法”活動。李洪志說每個練功點的輔導員就像一個廟里的方丈，責任重大。因此雖然每天忙的不可開交，他卻樂此不疲，覺得自己做的是非常神圣的事。
1998年，李洪志接連發(fā)表了幾篇文章，肯定了各地為了“護法”而攻擊報社和新聞媒體的事件，并用非常煽動性的話說：“每一次站出來護法都是一次圓滿的機會”。圓滿對于“法輪功”練習者顯然是極具誘惑力的，于是杭州的部分“法輪功”練習者極力要求輔導站組織起來去《浙江日報》“護法”，因為《浙江日報》曾發(fā)表文章揭露“法輪功”殘害生命本質而被許多練習者認為是魔。當時他也極力主張堅定地“護法”，并且呼吁其他的練習者站出來“護法”，從而走向“圓滿”。由于他的激進，他被杭州市輔導站指定為與《浙江日報》談判的代表之一。后來杭州市輔導站接到“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指令，要求杭州市練習者暫停聚集行動，配合“法輪功”上層正在進行的與政府的商談，于是原定的“護法”活動取消。
他想不通，于是向學校請假后糾集十幾名“功友”仍然在《浙江日報》報社糾纏了一個星期，沒有結果。然后他在1999年元旦專程去北京上訪，幻想自己是“護法”的天使，一定能把杭州“破壞大法的魔”給制約住，最后還是無功而返。
1999年7月20日，他在武漢接到武漢“法輪功”輔導總站的指示，說國家要取締“法輪功”了，要每個學員都站出來“護法”，說這是最后圓滿的機會。當天下午就有2萬名“法輪功”練習者圍攻了省政府，當時他也參加了這次圍攻，并認為這是給他安排的“畢業(yè)和圓滿”的一個考驗。這次圍攻很快被遣散，他又趕到北京，恰逢國家取締“法輪功”，因為在北京滋事而被拘留。
從北京回學校后，學校給他做了體檢，發(fā)現(xiàn)他的病開始惡化了。他認為自己有李洪志的“法身”保護，不需要治療，他也不認為自己有什么病，認為是消業(yè)。很多醫(yī)生勸他，他就是不相信自己有病，由于病情嚴重，而他又不愿意打針吃藥，最后只得休學。
本來是想弘揚“法輪功”而說自己是練功把病練好了，沒想到經(jīng)過三四次化驗和檢查，都說明他的病不僅沒好反而惡化了。他當時很想不通，本應該對“法輪功”有所懷疑，可是他沒有這個膽量，寧可相信是自己沒有修煉好，或者認為是李洪志對他的又一次考驗。
1999年10月，他因為到北京“護法”又一次進了看守所，學校領導到看守所看望他，幫教干警多方開導，他是既放不下“法輪功”也怕放下“法輪功”。因為李洪志常說新的宇宙已經(jīng)造好，正法即將結束，只要堅持、再堅持，最后的圓滿一定會來到。他不愿意與圓滿擦肩而過，更怕充當破壞法的魔而被李洪志“層層銷毀”。
由于他的頑固和不斷對抗政府，終于受到了法律的審判。本來他的思想已經(jīng)動搖，想悔過并上訴，可是他的母親說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上訴沒有什么意義。最后他在母親的教唆下，一次次拒絕政府的挽救，最終還是進了監(jiān)獄。
到了監(jiān)獄，通過警官的耐心細致的幫助和教育，他開始反省，終于認清了“法輪功”的邪教本質，并幡然醒悟。
當他從邪教“法輪功”的噩夢中醒來，才發(fā)現(xiàn)自己被李洪志掏空了靈魂，短短的一年時間，使他丟掉了學業(yè)，弄壞了身體，失去了自由，親手毀掉了自己奮斗多年的前途，最后淪為邪教“法輪功”的殉葬品。
回首在“法輪功”的精神控制下走過的路，他感慨萬分。僅僅在練“法輪功”的第一年，為了“弘法”他省吃儉用，光是購買書籍、光盤、宣傳條幅、錄音機、影碟機和多次到外地“弘法”等就花了好幾千元。為了“護法”他四次到北京，也花了不少錢。為了證明自己是放下名利的，他放棄了研究生的學業(yè)，他在監(jiān)獄里的時候，他的同班同學都已經(jīng)是博士畢業(yè)了。為了放下親情，他同家里的親人決裂了關系。為了追求圓滿，他多次置國家的法律于不顧去串聯(lián)。最后之所以淪落到一無所有的悲慘境地并差點為“追求圓滿”丟掉性命，禍根就是邪教“法輪功”和教主李洪志。
為了不讓更多的人重蹈覆轍，張劍波開始利用自己癡迷“法輪功”的經(jīng)歷和脫離精神控制的體會積極地從事挽救其他“法輪功”癡迷者的幫教工作。
作為張劍波的同學我不得不為他誤入歧途感到惋惜，同時又為他能真心悔悟，重新開始新的生活而感到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