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從我們鄉(xiāng)村出一個大學生已經(jīng)不簡單了,何況是研究生,更是讓鄉(xiāng)親們羨慕不已,認識劍波的家長都會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時說:“好好學習,要以你劍波哥為榜樣!”我和劍波是小學同學又是一個村的,我的成績一直不好,父親也教訓我要向劍波學習,其實從內(nèi)心我對他是既嫉妒又羨慕。沒想到后來他居然為了“法輪功”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很多人對于像他這樣既年輕又有高學歷的人為什么會迷信“法輪功”覺得不可思議。其實我當初也不理解,后來他從監(jiān)獄釋放后,來過我家,他居然說很羨慕我現(xiàn)在的田園生活。我們談了很多很多,幾乎一個晚上都是他在講自己如何被“法輪功”利用,在“法輪功”的精神控制下做了許多違法的事。
原來他當初對“法輪功”的癡迷也是經(jīng)歷了一個由不信到半信半疑到徹底掉進“法輪功”泥潭的過程。
早在1996年,他就知道他的母親在練“法輪功”,他母親經(jīng)常勸他也練,但他反感母親對李洪志的絕對崇拜,對母親言必稱“李老師”或“師父”感到可笑,他還勸過她不要搞現(xiàn)代迷信。最初他對“法輪功”是非常警惕和不信任的,后來在他生活中遇到困難和挫折時才被“法輪功”乘虛而入了。
1998年夏天,當時他在思想上很苦悶,學習上也不順,身體也不怎么好,于是他休假回家探望父母。他的母親告訴他修煉“法輪功”能強身健體還能修煉今生。他就將信將疑的跟著他母親學練“法輪功”,并不斷地看他母親給他的《轉法輪》,漸漸地就陷了進去。“法輪功”對他最大的誘惑是“跳出三界”、“成佛成仙”。為了“跳出三界”、“成佛成仙”這個目的,他回到學校后對研究生學業(yè)已經(jīng)沒有了興趣,全身心投入到“法輪功”的活動中。
每天早上四點鐘他就拎著錄音機到練功點開始練功,到六點半練完功回到集體宿舍時同學還在睡覺,晚上五點鐘又與其他功友學法兩個小時后再去辦公室,到晚上九點鐘,他還要陪那些早上起不來的學員練一個半小時的功。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他都要參加杭州市“法輪功輔導站”組織的“學法弘法”活動。李洪志說每個練功點的輔導員就像一個廟里的方丈,責任重大。因此雖然每天忙的不可開交,他卻樂此不疲,覺得自己做的是非常神圣的事。
1998年,李洪志接連發(fā)表了幾篇文章,肯定了各地為了“護法”而攻擊報社和新聞媒體的事件,并用非常煽動性的話說:“每一次站出來護法都是一次圓滿的機會”。圓滿對于“法輪功”練習者顯然是極具誘惑力的,于是杭州的部分“法輪功”練習者極力要求輔導站組織起來去《浙江日報》“護法”,因為《浙江日報》曾發(fā)表文章揭露“法輪功”殘害生命本質而被許多練習者認為是魔。當時他也極力主張堅定地“護法”,并且呼吁其他的練習者站出來“護法”,從而走向“圓滿”。由于他的激進,他被杭州市輔導站指定為與《浙江日報》談判的代表之一。后來杭州市輔導站接到“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指令,要求杭州市練習者暫停聚集行動,配合“法輪功”上層正在進行的與政府的商談,于是原定的“護法”活動取消。
他想不通,于是向學校請假后糾集十幾名“功友”仍然在《浙江日報》報社糾纏了一個星期,沒有結果。然后他在1999年元旦專程去北京上訪,幻想自己是“護法”的天使,一定能把杭州“破壞大法的魔”給制約住,最后還是無功而返。
1999年7月20日,他在武漢接到武漢“法輪功”輔導總站的指示,說國家要取締“法輪功”了,要每個學員都站出來“護法”,說這是最后圓滿的機會。當天下午就有2萬名“法輪功”練習者圍攻了省政府,當時他也參加了這次圍攻,并認為這是給他安排的“畢業(yè)和圓滿”的一個考驗。這次圍攻很快被遣散,他又趕到北京,恰逢國家取締“法輪功”,因為在北京滋事而被拘留。
從北京回學校后,學校給他做了體檢,發(fā)現(xiàn)他的病開始惡化了。他認為自己有李洪志的“法身”保護,不需要治療,他也不認為自己有什么病,認為是消業(yè)。很多醫(yī)生勸他,他就是不相信自己有病,由于病情嚴重,而他又不愿意打針吃藥,最后只得休學。
本來是想弘揚“法輪功”而說自己是練功把病練好了,沒想到經(jīng)過三四次化驗和檢查,都說明他的病不僅沒好反而惡化了。他當時很想不通,本應該對“法輪功”有所懷疑,可是他沒有這個膽量,寧可相信是自己沒有修煉好,或者認為是李洪志對他的又一次考驗。
1999年10月,他因為到北京“護法”又一次進了看守所,學校領導到看守所看望他,幫教干警多方開導,他是既放不下“法輪功”也怕放下“法輪功”。因為李洪志常說新的宇宙已經(jīng)造好,正法即將結束,只要堅持、再堅持,最后的圓滿一定會來到。他不愿意與圓滿擦肩而過,更怕充當破壞法的魔而被李洪志“層層銷毀”。
由于他的頑固和不斷對抗政府,終于受到了法律的審判。本來他的思想已經(jīng)動搖,想悔過并上訴,可是他的母親說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上訴沒有什么意義。最后他在母親的教唆下,一次次拒絕政府的挽救,最終還是進了監(jiān)獄。
到了監(jiān)獄,通過警官的耐心細致的幫助和教育,他開始反省,終于認清了“法輪功”的邪教本質,并幡然醒悟。
當他從邪教“法輪功”的噩夢中醒來,才發(fā)現(xiàn)自己被李洪志掏空了靈魂,短短的一年時間,使他丟掉了學業(yè),弄壞了身體,失去了自由,親手毀掉了自己奮斗多年的前途,最后淪為邪教“法輪功”的殉葬品。
回首在“法輪功”的精神控制下走過的路,他感慨萬分。僅僅在練“法輪功”的第一年,為了“弘法”他省吃儉用,光是購買書籍、光盤、宣傳條幅、錄音機、影碟機和多次到外地“弘法”等就花了好幾千元。為了“護法”他四次到北京,也花了不少錢。為了證明自己是放下名利的,他放棄了研究生的學業(yè),他在監(jiān)獄里的時候,他的同班同學都已經(jīng)是博士畢業(yè)了。為了放下親情,他同家里的親人決裂了關系。為了追求圓滿,他多次置國家的法律于不顧去串聯(lián)。最后之所以淪落到一無所有的悲慘境地并差點為“追求圓滿”丟掉性命,禍根就是邪教“法輪功”和教主李洪志。
為了不讓更多的人重蹈覆轍,張劍波開始利用自己癡迷“法輪功”的經(jīng)歷和脫離精神控制的體會積極地從事挽救其他“法輪功”癡迷者的幫教工作。
作為張劍波的同學我不得不為他誤入歧途感到惋惜,同時又為他能真心悔悟,重新開始新的生活而感到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