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全能神”又名“東方閃電”?！皷|方閃電”之說，源于《圣經(jīng)·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七節(jié)：“閃電從東邊發(fā)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毙敖獭叭苌瘛睋?jù)此謬解說：這里的“東方”（東邊）是指中國，神第二次道成肉身是在東方，降臨在中國——大紅龍群居之處，是一個女基督。
這是對《圣經(jīng)》經(jīng)文的惡意歪曲。
首先，《馬太福音》是耶穌十二門徒之一、加伯農(nóng)城稅吏馬太所寫，考證家推斷成書于公元70年之后，是早期基督教階段的作品。全書顯示較濃厚的猶太教色彩，多處引證猶太教《圣經(jīng)》以證明耶穌是猶太人歷來期待的基督，亦即猶太先知門所預言的彌賽亞，故有“猶太福音”之稱?；浇膛c猶太教的最大區(qū)別是，猶太教是猶太民族性宗教，其典型特征是“特殊神崇論”，它以上帝的“選民”自居，排斥其他民族，而基督教則強調(diào)凡信上帝者都為“選民”。有“猶太教福音”之稱，猶太教色彩濃厚的《馬太福音》，不可能把基督復臨實施末日審判寄托在遙遠的并非上帝“選民”的異族他鄉(xiāng)。
其次，《馬太福音》成書的年代，正置中國的東漢時期，基督教產(chǎn)生的羅馬帝國與東漢王朝還沒有直接的交往關系。中國對羅馬的認識始于班超時代。東漢外交家、軍事家班超于公元73—97年經(jīng)營西域時，羅馬帝國也迎來鼎盛時代。班超通過安息國才知道，西邊有個大國名大秦。班超知道大秦之后，對這個絲綢之路極西的帝國寄予厚望，便派副使甘英前往聯(lián)絡。公元97年，甘英沿絲綢之路西行，經(jīng)安息、條支而抵達波斯灣畔，欲波海時，卻因安息政府不愿放棄中西貿(mào)易的壟斷中介地位，指使船人欺騙恐嚇，以致中途折返。甘英雖未到達大秦，但他是漢朝使節(jié)中西行最遠之人，并且，此次他搜集的許多有關大秦的信息。所有這些，《后漢書》作了比較詳細的記載。由此可知，在《馬太福音》成書的公元一世紀，東漢王朝知道大秦（羅馬）的人寥寥無幾，而在羅馬知道中國的人也不會很多。身為下層稅吏的馬太，不大可能有這種地理知識。退一步說，即使馬太知道有中國，也不會把現(xiàn)實最高宗教理想的愿望寄托在十分生疏朦朧認識的國度——中國。
第三，“中國”一名的內(nèi)涵和外國對中國的稱呼經(jīng)歷了長期的歷史演變。在我國古代，“國”字的含義是“城”和“邦”，“中國”就是“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當然，歷史上的“中國”不等于今天“中國”的疆域范圍。嚴格地說，古代“中國”是一個形容詞，而不是一個專有名詞。中國古代各個王朝，都沒有把“中國”作為正式國名。漢朝的國號是“漢”，唐朝的國號是“唐”，以后建立的王朝國號有宋、遼、金、明等，清政府與外國簽訂的條約上簽署的國名是“大清”，他們的國號都不叫“中國”。直到辛亥革命后，我們把中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
外國對中國的稱呼也經(jīng)歷了相應的歷史演變。秦朝時，西域稱中國為“秦地”，現(xiàn)在伊朗的波斯語，印度的印地語、意大利語、英語中對中國的稱呼，通常都認為是從“秦”的發(fā)音轉(zhuǎn)化而來。漢代國力盛極一時，曾多次派遣使臣出外。漢代以來，中國常以漢來稱呼自己的國家。外國人也稱中國為漢。我在《馬太福音》中沒發(fā)現(xiàn)有關漢朝的記載，不知有漢，何言“東方”、“中國”？
第四，基督教產(chǎn)生在公元一世紀的巴勒斯坦地區(qū)，活動中心是耶路撒冷，《圣經(jīng)》所稱“東方”，當是巴勒斯坦以東不遠的地方。例如《圣經(jīng)·創(chuàng)世紀》第二章第八節(jié)說：“耶和華神在東方的伊甸園立了一個園子，把所創(chuàng)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據(jù)學者考證，伊甸是古代巴比倫幼發(fā)拉底河下游沖積平原的名稱，此詞在古希伯來文中衍義為“可樂之地”，后來逐漸衍生出“地上樂園”、“極樂世界”的涵義?！妒ソ?jīng)》中描繪伊甸園中流有四道河，沿河布滿了黃金、珍珠和紅瑪瑙等。這里的“東方”是指幼發(fā)拉底河下游。再如《馬太福音》第二章說：“當希律王的時候，耶穌生在伯利恒，有幾個博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說：‘那生下來作猶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們東方看見他的星，特來拜他?！辈┦總儚囊啡隼鋪淼讲阏业搅藡雰阂d，獻上黃金、乳香、沒藥作為禮物，就回東方去了。在那交通工具十分落后的時代，耶穌剛生下來，幾個東方博士便趕到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想那“東方”離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也不會很遠。據(jù)說，這些博士是波斯拜火教的祭祀，《圣經(jīng)》沒有說明他們的人數(shù)，后人根據(jù)所獻禮物共三件而推斷為三人。教會把1月6日三人來朝的日子定為“三王來朝節(jié)”（祭祀有時會分封為王）。從圣誕節(jié)到1月6日共12天，12天的路程，三博士來自波斯還是更可信一些。由此可知，這里的“東方”是指波斯。
第五，內(nèi)涵有中國的“東方”概念，是15、16世紀形成的。大航海（地理大發(fā)現(xiàn)）之前，在中國人的觀念里，印度、帕米爾高原、阿拉伯半島、北非、歐洲都是西方；大航海之后，歐洲各殖民帝國主義國家迅速崛起，成為先進國家，“東”和“西”的定義權(quán)已經(jīng)不屬于中國人，而是屬于西方列強。列強以其所在的位置把通向亞洲的海上路徑——西地中海一帶為基礎，對其以東廣大的地區(qū)稱為東方，并相沿使用至今。這樣一來，中國的一些“西方”變成了歐洲的“東方”。又因這個“東方”過于遼闊，隨后又按照與他們的距離遠近，分別稱之為近東、中東、遠東，這是“歐洲中心論”的一種反映。這就是說，在形成《圣經(jīng)》的年代里（《舊約》大約從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1世紀方完成；《新約》始于公元1世紀中葉，到4世紀末后定型），在歐洲人的觀念里尚不存在含有中國的“大東方”。因此，《圣經(jīng)》中的“東方”與近現(xiàn)代的“東方”其內(nèi)涵是有巨大差異的，《圣經(jīng)》中的“東方”絕無可能是指中國，至于“女基督”云云，更是無稽之談。
宗教是對現(xiàn)實條件的幻想的反映，但并不是毫無根據(jù)，只有邪教才敢于無所顧忌，盜名欺世。邪教“全能神”惡意曲解《圣經(jīng)》經(jīng)句以蠱惑人心的伎倆必須戳穿。
主要參考資料：
張國剛、吳莉葦《中西文化關系史》（2006，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研究室《基督教文化面面觀》（1991，齊魯書社）
王建輝、易學金主編《中國文化知識精華》（1998，湖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