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為“祛病健身”我開始習練法輪功，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鍛煉后，感覺身體舒服了很多，由于當時也沒考慮那是自己鍛煉的結(jié)果，就覺得法輪功健身功效不錯。并且由于中學副校長的身份，很快我就被任命為天橋區(qū)法輪功輔導(dǎo)站的輔導(dǎo)員。為此，與濟南法輪功總站就經(jīng)常有些來往。
記得1998年4月1日，《齊魯晚報》刊登了《請看法輪功是咋回事》的文章，該文報道有一些法輪功習練者，因拒絕打針、吃藥而貽誤病情，甚至導(dǎo)致死亡，病人家屬憂心如焚。之后，《齊魯晚報》又發(fā)表過兩篇文章，一是4月7日刊登的《要旗幟鮮明地宣揚科學》，二是4月8日刊登的《先控制了你的思想，再讓你乖乖掏錢——“法輪功大師”斂財有道》。特別是《“法輪功大師”斂財有道》文章的最后，提供一名法輪功弟子的控訴：“李洪志‘大師’真是歹毒，騙了別人的錢，還要人頂禮膜拜他，這真是吃人不吐骨頭??！”
這些文章，引起了法輪功“濟南輔導(dǎo)總站”骨干人員及部分練習者的不滿。為反駁《齊魯晚報》的文章，“濟南輔導(dǎo)總站”指令我們寫自己的修煉心得體會，說是要送到北京“法輪大法研究會”。我就組織我們區(qū)的法輪功人員編寫了《我們的修煉心得體會》的小冊子。
5月7日，我參加了“濟南輔導(dǎo)總站”召開的各區(qū)分站長會議，會上張壽強傳達了“法輪大法研究會”對《我們的修煉心得體會》小冊子的看法，認為太軟弱，不夠力；并商討如何進一步加大“討說法”力度，會議開了很長時間，形成了“從現(xiàn)在起對任何人、任何單位反對法輪功的言行進行公開對抗”的共識。當時，我工作不是很忙，家里事情又不是很多，對前往《齊魯晚報》“討說法”的事很積極。為此，在那期間，我組織練功點學員專門對《齊魯晚報》的做法進行聲討，還先后4次到《齊魯晚報》“討說法”。由于沒有強有力的統(tǒng)一組織，去《齊魯晚報》“討說法”的人不是很集中，多的時候七八十人，少的時候一二十人。
5月31日早8時，我參加了張壽強在濟南天橋區(qū)工人新村北村幼兒園召開的“濟南輔導(dǎo)總站”及各區(qū)分站負責人會議（這里是法輪功分子聚會的場所）。會上，張壽強介紹了５月29號凌晨“法輪大法研究會”王治文的電話指令——5月30日把濟南附近的法輪功學員都聚集到省委和報社去。由于李洪志在書中明確講了，“研究會”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通過各種方式經(jīng)他同意的。當時，我感覺到研究會的決定就是師父的指示。于是，我與會議的其他人形成了圍攻《齊魯晚報》報社的決定和具體活動方案，而且確定要盡力組織學員參加，去的人要多一些，目的就是要讓《齊魯晚報》賠禮道歉，不能讓任何人與組織說法輪功的不字?，F(xiàn)在想想，我們修煉法輪功追求“真善忍”，怎么就不容許別人揭法輪功的短，甚至是公正的評價，這哪里是什么“忍”，簡直就是無理霸道。
5月31日下午，我就召開了我們練功點學員會議，動員學員參加，交待他們要說是自己看了報紙后“自覺、自愿”去“討說法”的。6月1日早6點半，我就早早地到了《齊魯晚報》社，隨后陸陸續(xù)續(xù)來了好多大法學員，到8點鐘的時候，大約有1000余名學員“自發(fā)、自愿”地匯聚在《齊魯晚報》報社大門東、西兩側(cè)“靜坐”，要求“賠禮、道歉”。說是“自發(fā)、自愿”，實際上是法輪功練習者誰要是不去，就會被認為是沒有“正法”意識。這次圍攻中，歷下區(qū)法輪功輔導(dǎo)員程惠萍帶領(lǐng)10余名代表在《齊魯晚報》廣告部辦公室內(nèi)與報社領(lǐng)導(dǎo)談判，在得到報社領(lǐng)導(dǎo)6月2日在《齊魯晚報》刊登道歉文章的答復(fù)后，法輪功習練者于10時陸續(xù)離去，前后持續(xù)兩個多小時。
6月2日，《齊魯晚報》刊登了“敬告讀者”短文，表示“關(guān)于氣功問題，我們本報應(yīng)該堅持不報道、不爭論的原則，由于把關(guān)不嚴，本報刊登了這類報道。特向讀者道歉。”對此，當時的濟南法輪功骨干分子很不滿意，我也覺得話太籠統(tǒng)，基本沒有向大法道歉的成分。6月2日下午，我接到指令，6月3日要繼續(xù)到《齊魯晚報》去，進行更大規(guī)模的“靜坐”，繼續(xù)對《齊魯晚報》施壓。
6月3日早，我早早到了《齊魯晚報》報社，當時有好多法輪功練習者在報社門口東、西兩側(cè)靜坐。還是由程惠萍帶領(lǐng)各個代表到《齊魯晚報》五樓會議室與報社領(lǐng)導(dǎo)談判，談判長達8個小時。等到談判代表出來，向我們聚集的人擺了擺手，聚集的人群就慢慢散了。期間，在報社外“靜坐”的弟子人員太多，還引來了圍觀群眾，造成了交通擁擠，影響了交通秩序，而號稱“做好人”的我們這些法輪功習練者，哪里還為別人考慮，哪里還會想到我們的這些聚集行為會給他人帶來不便？
使人更為不解的是，事后李洪志在其經(jīng)文中，還對我們那次參與圍攻的人大為贊揚，而對沒有參與的人橫加指責，說什么“通過這樣的事情暴露了一些人，從根本上還沒有改變常人的觀念”；“關(guān)鍵時我呀叫你決裂人時，你們卻不跟我走，每一次機會都不會再有”。現(xiàn)在看來這不是唆使我們“不忍”嗎？而當時癡迷其中的我們，都看不透李洪志的對抗社會的用心。
其實，在我癡迷法輪功的過程中，經(jīng)歷了很多法輪功不真、不善、不忍的事，而我經(jīng)歷的這次《齊魯晚報》事件，是最為典型的。